外摆位也是一个神奇的空间
“外摆位”在疫情之后的经济发展中，突然成了热词。实际上，上海较早就对此有了探索实践。外摆位带来的不仅是店铺经营空间的增加，更是城市公共空间的拓展。它的意义，并不只在促进经济发展，更在塑造独特的文化氛围。有了外摆位，城市生活更有温度。
一条约700米长的小路，两旁的特色店铺外错落分布着许多各具特色的外摆位，绿植花卉间、凉棚阳伞下，人们端着饮料享受美食，或低头阅读若有所思，或兴致盎然高谈阔论，空气中弥漫着活力与生机。没错，这就是杨浦区的大学路，是外摆位经济在上海最早得到成规模优质发展的区域。
2012年，大学路开始在沿街店铺推行外摆位。“设置外摆位，是与我们对大学路的定位相关的。”大学路的物业管理方瑞安房地产创智天地项目总经理陈丽丹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在他们的规划中，大学路要成为具有“三区融合”、创新创业特色的活力街区，规划者借鉴斯坦福大学旁的“大学路”以及巴黎左岸的街区风格，让商户把桌椅外摆，撑起阳伞，形成开放的外部空间。
一开始，商家不理解为何需要这样做，工作人员就一家家上门劝说，针对年轻人和创业者“晚睡晚起”的特点，倡导商家每天从上午十点起一定要把桌椅外摆，一直摆到深夜。
此外，当时这种外摆位在上海尚没有被政府认可的先例，被城管部门认为是违反规定的“跨门营业”“占道经营”，不允许如此操作。为此，物业方和政府职能部门反复沟通，专题会就开了不下50场，最终由五角场街道牵头成立“攻坚克难”小组，各方达成一致。外摆位要求设置在各家店铺的建筑红线范围以内，在确保不影响行人通行与安全的前提下，设置可移动的桌椅；同时，店铺做到“经营在内、消费在外”，例如餐饮店的食品制作区域和收银台都设置在店内，不延伸到外摆位区域来。
当时政府管理部门的设想是先照此试行一年，若不成功，就恢复原样。事实上，如此模式的效果很好，大学路的人气因为外摆位的存在而持续不断的增加，它的独特性让这里成了“网红打卡地”。更为关键的是，这条道路因此更加融入它所在的创智天地的风格。
大学路的外摆位能获得成功，与精细化的管理密不可分。大学路上餐饮店“茶是一枝花”店主薛勇敏说，希望开设外摆位的商家需要向物业提供详细的方案和设计图，经过审查后才能实施。“实际上，外摆位方案的通过是店铺在这里开张的先决条件，可见物业和政府对此的重视程度。”他说，在方案审核检查的过程中，物业工作人员就与他做了充分的沟通，不仅监督他符合基本的规定，还与他共同商量如何做出自身的特色。外摆位开始营业后，这种沟通持续下去。
每年，物业还要对商家的外摆位进行年检。陈丽丹说，不符合规范的外摆位将被停止设置资格，而且这也直接影响到物业与商家的续约意愿。
实际上，愿意在这里设置外摆位的商家，大多都很珍惜这样的机会，把自律落实得很好。“其实外摆位在性质上属于公共空间，并不包含在我们的租赁范围内，但既然我们在使用，就会爱护维护好它。在我看来外摆位和店内是一个整体，都要同等重视。”薛勇敏发现，整条路上开设了外摆位的商家都与他有着如此的共识：外摆位区域的整洁、安静、安全等事宜，大家不只是在管理方的强制要求下被动地去执行，而是发自内心地想做好。
“无论是我们物业还是政府、商家，都在外摆位这件事儿上很花心思。三位一体，齐心协力，大学路的外摆位经济由此迈上正轨。”陈丽丹表示。
“我之前就一直很喜欢大学路，常来这里逛，随意选家小店坐在外摆位上，直接拥抱阳光和新鲜空气，是一种独特的享受。”薛勇敏说，他自己开了餐饮店之后，就很想也设置外摆位，但最早开的那家分店不具备条件。当去年大学路物业主动找到他，希望他入驻并鼓励他开设外摆位时，薛勇敏感到很惊喜。
去年10月，“茶是一枝花”的大学路店开业。几个月之后，新冠疫情袭来，几个分店的室内门店一度完全停止营业，经营面临危机；而大学路上有外摆位，处于空气流通的室外，这是恢复经营的绝佳条件。因此，大学路成为上海在疫情发生之后最早复苏的商业街区之一。薛勇敏感叹，本来是“锦上添花”的外摆位，在疫情中为他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
“外摆位给我带来实际的好处当然首先是经营面积的增加、客流的增加，只要天气条件允许，客人们都十分喜爱坐在外摆位上消费，许多人是因为外摆位的存在而被吸引来的。”他说，在此之外，外摆位也给人们的交往带来了空间，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他告诉《新民周刊》记者：他家外摆位的桌椅一般是不收进店内的，在店铺打烊之后，也常常有周边的年轻人过来小憩，或者不消费的游客想坐一坐，他从来不拒绝；而这些人也主动承诺并做到了在离开时保持外摆位的整洁。“有一天深夜，周边高校的一些年轻人在我店里的外摆位落脚时不小心把篱笆弄坏了，第二天他们主动找上门来道歉并提出赔偿，这让我感到很暖心。”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陶希东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正常采访时表示：外摆位经济将成为“后疫情时代”的一种城市治理新方式，它是当今城市夜间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夜间经济的重要载体。
他认为，对城市经济而言，外摆位经济大大拓展了城市经济活动的运行空间，促进了城市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满足了社会民众的多元需求，从而为进一步增加收入创造了条件，对最大程度地缓解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有很重要的作用。外摆位经济丰富了夜间经济的内容和形式，尤其是为增强城市的人本性、人民性、烟火气等创设了一种更包容的消费场景、生活场景和社交场景。
陶希东提出：对文化而言，优秀的外摆位经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一些特色街区整体性打造更具标识度、吸引力的特色消费空间、文化韵味，促进城市市井文化、特色文化的繁荣发展，产生新的夜间地表文化消费高地。对社会治理而言，外摆位经济的规范发展，可以充分激活商家、居民等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自觉性，架构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之间良性的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
细心的消费者会发现，大学路近几年的商业业态在一直更新，这些变化从外摆位的呈现可以一目了然。“虽然现在大学路成了网红，但我们并没有刻意地去打造某种‘网红’特色，而是一直在坚持自身的风格。”陈丽丹表示，大学路服务的人群主要是周边高校和创新创业机构的年轻人，他们喜爱的新潮时尚，就是大学路商业业态的更新方向。这样的方向，集中在外摆位上反映出来。外摆位并不是大学路的全部特色，但是其中尤其能反映特点、非常耀眼的一抹亮色。
外摆位能带来如此多的益处，大学路又已经做出了表率，那么在上海的其他区域是不是能够复制这样的经验、推广外摆位经济呢？
在陶希东看来，外摆位经济的发展要因地制宜、因街制宜、做好规划，切忌一哄而上。关键是注重品质、注重特色，要“少而精”而不是“多而散”，做出几条具有全城、全国、全球效应的外摆位经济示范街，努力提高知名度、影响力，避免多而散。
打造精细化的包容性、合作性共治格局，坚决不发生噪声扰民、油烟污染等环境污染事件或商家与民众之间的矛盾，最大限度发挥治理优势，这也是发展外摆位经济要面临的考验。“可以说，外摆位经济发展的最大挑战，就是需要政府提升科学化、精细化、规范化的治理能力和水平。”例如，据新闻媒体报道：黄浦区斜徐路商业步行街上一些餐饮店的外摆位让我们消费者得以在今年夏夜畅快享受夜宵；但对周边小区的居民来说，从晚上5时30分至凌晨3时的近10个小时里并不好受，从外摆位传来的时不时的喧哗声惊扰了居民的睡眠。这里的店铺都是房东私人出租，有待管理部门进行统一的协调。如何平衡好外摆位的发展与居民的生活安宁，还需要各方的共同探讨和执行。
政府管理部门针对这一领域正在行动。2020年4月，上海市城管执法局出台了《支持特色小店发展的指导意见》，在充分征求周边居民和商户意见下，允许特色主题街区内有条件的咖啡馆、酒吧、轻食餐厅等沿街特色店铺开展“外摆位”试点，实施包容审慎监管。5月，上海市城管执法局又印发《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指导意见》，对外摆时间、摆放范围等实施精细化管理。
陶希东提出：上海的外摆位经济发展需要加大商业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强化市场细分、业态创新融合、网络化营销等，与城市夜经济高度融合，增强发展持久力，努力打造出几个让每一个人都想去“消费体验”的共识性特色商业地标。
现实中，申城的其他区域也在朝这样的目标努力。徐汇区目前的外摆位经营商户主要分布在湖南街道和天平街道范围内，也就是历史气息浓郁的“衡复风貌区”，其中天平街道规划红线家。
以其中的武康庭为例，这里是徐汇区首批夜间经济试点区，它在延长营业时间发展夜间经济的同时，充分考虑到周边居民的生活安宁，避免噪声扰民。商户夜间照明尽量与园区同步，采用暖色灯光；夜间外摆位多采用蜡烛照明，不额外增加光源，营造出柔和典雅的气氛，降低光污染的可能。
在招商阶段，武康庭就对园区夜间经济进行规划。在餐饮业态，武康庭借助老洋房、老马路优势，开设了珠宝店、葡萄酒鉴赏店、画廊、跨界设计师时尚生活馆、古董店等复合型业态。这些不会产生大量光源、噪声和油烟的业态，大多靠近居民区，而酒吧、西餐厅等则集聚在内庭或沿马路的高层建筑内。此外，商户播放的音乐大多为轻音乐，为打造“慢生活街区”搭配最合适的背景音乐。在这样的区域发展外摆位经济，非常合适。
预计今年9月正式对公众开放的南京路步行街500多米长的东拓段中，也有外摆位的身影。在设计规划中，江西中路至四川中路的“中段”，会放出一些小而美的外摆位，打造舒适的户外休闲场所。设计团队表示：南京路步行街东拓段的整体设计以打造展现上海全球卓越城市魅力的新窗口为目标，在体现上海国际都市气度与风范的同时，对过往的经典历史背景和文化元素进行记忆与传承，形成精致典雅、大气平和的海派风格。无疑，外摆位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上海的这些尝试，体现了两方面的特点：一是注重制度先行，明确规则、规范，突出规范优先，避免了外摆位经济的无序化发展。二是注重城市治理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平衡，在总体上既通过外摆位经济来激发疫情后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创造更大的就业空间、增加消费场所、丰富夜间经济内容等，但同时也精确指出，不能因为外摆位经济的发展而导致城市环境‘走下坡路’。”陶希东认为，这实际上就是开创了一个更高层级的城市治理格局，进一步探索了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的新路子。（记者 王煜）
